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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比较优势畅通国内大循环

作者:赵秋运 张骞 来源:中国制服av报 发布时间:2022-07-05

  按照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以结构政策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畅通国内大循环,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外部客观环境变化的要求。在全球化遭遇逆流、疫情仍在持续、国际市场流通受阻的形势下,我国必须主动适应变化,在努力打通国际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国内大循环,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要素禀赋结构决定产业结构

  目前,国民经济和产业循环不畅,是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畅通国内大循环是解决问题的重中之重。对于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畅通国内大循环,很难在既往历史和既有研究中找到相关的论述,但是能够在国际产业转移规律中找到相关依据。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首先从英国的棉纺织业开始,但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涨,相关产业逐步转移至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逐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而20世纪70年代末,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移至中国大陆。

  为了描述这一趋势,经济学界提出了“雁阵模式”理论,其含义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经济体根据比较优势进行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犹如“大雁组成一个倒V字阵形往前飞”。实际上,这种模式也适用于一个经济体尤其是大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即一个经济体内部的产业结构随着要素禀赋结构不断升级,大致经历由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到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顺次转变过程。

  根据新结构经济学,一个经济体的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这种最适宜的产业结构决定最适宜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软性制度环境的结构,基础设施包括通讯设备、道路和港口等,制度环境包括金融、法律制度、创新制度等。

  对于一些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体而言,要素禀赋结构主要表现为劳动力和资源较为丰裕,而资本相对较为缺乏。该类经济体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为劳动密集型或资源密集型产业,同时其所需要的软硬基础设施也相对较为简单。相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发达经济体已经完成工业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要素禀赋结构,即资本丰裕而劳动力稀缺,根据比较优势就需要发展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从而提升国际竞争力。就上述两类经济体而言,前者需要更多地发挥后来者优势进行模仿创新以追赶后者,而后者则需要进行自主创新方能进一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

  若将上述国际产业转移规律与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相结合,则容易看出,产业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转移是以要素禀赋结构作为第一推动力的,而对于体量较大的国家或地区而言,符合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也就需要有一定的政策来引导产业在具有不同要素禀赋结构的地区之间进行转移,使得各地区产业能够按照各自比较优势进行分工合作,畅通国内大循环。

  构建“一个大经济体、四个区域产业板块”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

  畅通国内大循环的关键是提升供给体系的创新力和关联性,其根本在于发展适宜性产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看,我国畅通国内大循环,要求不同地区依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明确比较优势和产业定位,实现不同地区产业(链)合理分工与深度协作。具体而言,东部地区应着力发展高端制造业和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中部地区可积极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西部地区在为“大循环”提供资源能源支柱产业的同时应积极延长产业链和价值链,而东北地区可依托原有的重工业基础和大规模现代农业优势推动产业升级,最终形成“一个大经济体、四个区域产业板块”的国内大循环发展格局。

  就东部地区而言,改革开放40多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东部各省市产业中的结构性问题逐渐暴露出来。东部地区原有产业以附加值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东部地区劳动力成本逐步上涨,大部分传统产业面临要素成本提高的制约与生态环境保护等条件的限制,同时受到“大开发、大建设、大发展”的政策氛围的影响,低水平重复建设与产能过剩现象较为严重。这些因素倒逼东部地区将传统产业向区域外转移,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动能转换。

  为此,东部地区需要发展以自主创新驱动的高端制造业。发展高端制造业对我国实现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具有重要意义。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制造业发展重心的地位逐渐得以确立和巩固。进入21世纪后,由于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上涨,东部地区失去了发展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面临革新传统制造业与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必然选择。自主创新是发展高端制造业的基础,通过对我国不同地区进入新世纪以来的创新强度变化趋势分析发现,东、中、西部地区在本世纪之初的创新强度大致相同,然而在随后的20年时间里,东部地区的创新强度实现了快速增长。综上,东部地区应根据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立足新的比较优势,在将传统制造业逐步“转出去”的同时,着力打造国家高端制造业中心和自主创新的前沿阵地。

  就中部地区和“西三角”经济圈而言,应抢抓新一轮产业转移机遇,创造更好条件以承接产业转移。世界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历史经验表明,承接产业转移是欠发达国家或地区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相对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能够显著提升承接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腾飞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过程中,可以通过吸收转移地的管理经验与先进技术,发挥后来者优势促进本地产业升级与经济快速发展。

  此外,实现产业转移还需要一定的条件。国内外不乏观点认为“雁阵模式”应该且已经在我国出现。但从整体来看,从1997年到2016年,尽管出现了阶段性的产业转移现象,工业空间分布“东部高、中西低”的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大规模的产业转移也并未发生,因而国内“雁阵模式”尚未形成。基于此,中、西部地区应着力解决阻碍产业转移的因素,继续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加快推进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与交易成本,以吸引制造业在中、西部集聚。部分具备发展传统制造业比较优势的中部地区省份,如山西省等,要勇于打破严重依赖资源密集型产业的桎梏,推进能源革命,跳出资源优势的陷阱,加快培育更高层次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

  就西部地区而言,以西部地区作为我国资源、能源供给的大后方,实际上是顺应了以煤炭为代表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西进、北移”的战略趋势,也直接关系到我国的战略安全问题。现阶段,京津冀、长三角(沪苏浙皖)与南部沿海(闽粤桂琼)为“主要煤炭调入区”,晋陕蒙为“传统煤炭主产区”,新疆为“新兴煤炭主产区”,可见,煤炭主产区均集中于西部地区。

  世界主要经济体的能源密集型产业布局,一般表现为就近配置能源动力,即集中于邻近能源主产地附近进行生产和后续加工。然而自改革开放后,由于我国独特的历史背景,在市场需求导向的作用下,金属冶炼、压延加工、石油化工等重化工业生产与加工产业密布于临近大型港口的沿海区域,这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能源压力与日俱增。我国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曾提出要优化建设山西、鄂尔多斯盆地、内蒙古东部地区、西南地区和新疆五大国家综合能源基地。五大能源基地多为煤炭资源富集区,这说明我国煤炭资源开发重心西移。此外,其他主要能源地“西进、北移”的迹象也逐渐明显。西部多数资源能源丰裕的地区仅仅承担资源能源采集的活动,而大量深加工的工作被东部沿海地区掌握,资源型地区难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甚至陷入“资源诅咒”。为此,西部地区只有对资源能源进行就地深加工,立足当地资源禀赋,推动产业攀爬价值链高端,才能真正实现产业升级。因此,建议西部地区发挥本地区比较优势,一方面发展能源密集型产业,作为国内大循环的能源大后方;另一方面也要着力推进产业链延伸,发展能源资源的深加工,逐渐向价值链高端攀爬。

  就东北地区而言,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老工业基地为国民经济的恢复与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自改革开放以来,东北地区的产业结构已经有了较为明显的改善,但其第二产业内部结构以资源型、重化工业产业为主,轻工业的市场份额较少,同时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国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也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民营企业的生存空间。对此,东北地区应基于重化工业基础和大规模现代农业优势,积极促进重化工业转型,推进大规模现代农业建设。尤其是部分资源枯竭型城市,应当利用劳动力资源,发展符合自身比较优势的轻工业产业,以实现中长期的产业结构升级。

  国内大循环离不开统一大市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国内大循环的基础支撑。若没有统一的市场,则不同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中各要素的相对丰裕程度就不能通过价格信号得以真实、充分反映,从而不利于地区比较优势的发挥,也导致地区产业结构扭曲。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还能够提高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运作效率,促进四大区域产业板块大循环大畅通。因此,国内大循环应与全国统一大市场一体建设、共同推进。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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