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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陇西》背后的蜀汉北伐

作者:海下 来源:中国制服av报 发布时间:2022-06-27

  图为三国历史地图谭其骧编《中国历史地图集》

  近期播出的古装谍战剧《风起陇西》,改编自马伯庸的同名小说,虚构了一段蜀汉和曹魏之间情报机关“司闻曹”和“间军司”的谍报攻防,虽是戏说,但却从侧面反映了真实的历史,魏蜀两国围绕陇西的激烈争夺和蜀汉朝堂内部的派系之争是贯穿全剧的主要线索,也是蜀汉立国以来的主要内外矛盾。

  安从坦道,平取陇右

  陇西大致相当于今天甘肃省南部定西、天水、陇南三个地级市,以及平凉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则得名于陇山以西,陇山也就是如今六盘山的南段,地处甘肃、陕西、四川之间。以山为界,陇东属于关中平原,陇西地形较为复杂,由陇南山地和陇中黄土高原两个地理单元构成,又有河谷穿行其间,与周边地区有着较为复杂的地理联系,堪称河西走廊、关中盆地、汉中盆地、四川盆地之间的枢纽所在。

  争夺陇西,起于北伐,当时蜀汉与魏以秦岭为界,北伐的大本营就在秦岭之南、汉水上游的汉中。秦岭有着多条通往关中的咽喉要道,北边有散关、故道、斜谷穿越秦岭,东边有子午谷插向长安。从地图上看,蜀汉攻魏有北、东、西三个方向,向北只能在秦岭的关隘间穿行,大军在其中毫无施展余地,如果遭受袭击必然首尾不能相顾,而此处密布坚固的关隘,魏军早有防备,紧邻关中平原也便于其调动援军;向东顺汉水南下可占领魏兴、上庸等地,但一旦受攻击,班师的退路不畅,且与诸葛亮修好孙吴时定下的放弃向东发展的方针不符;向西进攻,则有着多重优势,其孤悬曹魏疆域的西部边陲,少数民族众多,曹魏在此的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而当地却产良马和麦,都是各国征战的必要物资。更难得的是有水运可济,极大降低了补给难度,回师后撤也非常从容,事实上蜀汉在陇西的行军路线也和水道高度重叠。而攻占陇西后,可以居高临下攻取长安。

  从228年春至234年冬的八年时间里,诸葛亮先后六次兵出汉中北伐曹魏,这也是《三国演义》中令人津津乐道的“六出祁山”,诸葛亮的暮年不是在北伐,就是在准备北伐的路上,直到最后病逝五丈原军中,最终有所斩获者,也不过陇西的武都、阴平两郡。

  对于以汉室正统自居的蜀汉集团,北伐是必须坚持的基本国策,也是诸葛亮为刘备集团一手擘画的长期战略。早在建安十二年(207年)刘备三顾南阳草庐,谘以“当世之事”,诸葛亮以“隆中对”答之,概括起来就是“三步走”:先取荆州安身,再取西川,最后两路出兵北伐中原,即所谓“待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在刘孙集团联合取得赤壁之战胜利后,建安十五年(210年),刘备夺得了荆州五郡建立根据地,摆脱了初期无所凭据的流浪状态,次年,在刘璋的邀请下,刘备入蜀,并在建安十九年(214年)夺取了益州。自此,荆益之地如预想一般落入刘备的囊中,北图中原的攻势也立即展开,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刘备在击败曹操夺取汉中后称王,在此汉家高祖龙兴之地称王的意图十分明显,关羽也趁势攻击曹操控制的荆州北部,以至于曹魏有迁都避其锋芒的打算。此时可谓是刘备集团版图和势头的巅峰,似乎一切都在按“隆中对”里两路北伐,克复中原的剧本上演。

  然而这一战略隐藏着一个致命弱点:占据荆州必然和东吴的利益有着直接冲突,只不过在双方的外交努力下一直没有上升为公开的武力冲突,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两方力量相差不大且都面临北方的巨大压力。但刘备集团的快速崛起意味着联盟的基础消失,在这样的关头,战略隐患最终爆发,发生了孙吴背盟偷袭荆州的变故,给刘备集团带来了一系列沉重打击。在遭受了丢失荆州、兵败夷陵以及多位早期领导人物的离世后,诸葛亮修复蜀吴关系继续共同抗魏,但“隆中对”里两路北伐的计划彻底落空,只有坚持“安从坦道,平取陇右”。

  和时间赛跑的北伐

  诸葛亮北征之日,距离“隆中对”的提出已经“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在《后出师表》中,诸葛亮痛陈老将凋零、精锐丧失之痛:“自臣到汉中,中间期年耳,然丧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郃、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余人,突将、无前、賨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

  北伐路上,诸葛亮面临的最大困难不是崎岖的地形、艰难的补给或强大的敌军,而是时间和时机上的劣势。直观来看是众多和诸葛亮一样步入晚年的蜀汉集团军事政治精英的离去直接造成了人才的捉襟见肘,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而更根本的原因则是蜀汉与魏国国力差距的日益扩大和统治合法性的削弱。

  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后,曹魏占据当时作为经济文化中心的整个华北平原,继承了长安洛阳两京和汉帝禅位的正统,不论从物质资源还是文化层面上都占据绝对优势,所以蜀汉和东吴作为弱势方都难以和曹魏单独抗衡。在当时经济重心未南移的情况下,中原占据着绝对的生产力优势,且随着和平的持续,中原的生产力和人口不断恢复,曹魏的国力优势更加明显。

  蜀汉立国,以继承汉室正统自居,这也是刘备集团为数不多的舆论优势,是其领导集团在面对强大敌人时的自信和底气所在,而这一点恰恰最经不起时间的消磨。天下厌乱、人心思汉的思潮深深镌刻在三国政权的草创者心中,但随着各自统治的稳定和世代的自然更替,精英群体中的汉臣认同感日益淡去,曹魏通过禅让“合法”获得皇帝大位,开辟新朝,随着其统治的越发稳固,改朝换代、天命转移的合法性解释已经基本取代了汉家正统。

  汉室的号召可以在初平元年(190年)聚拢起十八路诸侯共讨董卓,也可以在建安元年(196年)让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甚至在建安十七年(212年)还能激起在曹操集团内部的小小涟漪,让荀彧和曹操疏远并最终自尽。但在此时,它显得越发空洞,已经沦为单纯的文饰。蜀汉历次北伐除了第一次能招降三郡之外,其余的多次用兵也未出现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局面,相反陇西地区的百姓往往和曹魏的官吏一起婴城固守。在大汉正统的大旗之下,却呈现蜀汉偏安一隅的尴尬现实。

  对这一大势,时人有着清晰认识,《后出师表》中一开始就对此评价道:“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而《风起陇西》剧中有所体现的则是北伐和蜀汉内部派系冲突的关系。其中一个反派“大BOSS”就是不顾大局、一味破坏北伐甚至不惜损害国家利益的李严,而主人公一行的最大目的也是将计就计铲除内部的反对派,实现权力集中。

  李严被视为益州本土势力的代表,和诸葛亮同为托孤大臣,其实两人都是外来者,还是南阳老乡,不过入川时间不同。前者在刘璋时期入川,而后者随刘备入川。益州在汉末经历了两波外来的统治者:刘焉刘璋治蜀二十载,他们带来的东州集团与益州土著有着持续的矛盾,李严出身益州派,直到刘备入川时也未与外来势力融合。刘备集团未经激烈战争便占据两川,基本继承原有权力格局,然而核心还是早年追随其的老班底和赤壁之战后积累的荆州集团,于是这又形成了新的主客之别,虽经种种努力,但矛盾终蜀汉一世也未能完全调和,其立国政策的基本面是扬客抑主,外来精英构成了蜀汉政权的核心,他们在人数上是少数派,却不成比例地占据了最多的政治资源。汉室正统是维系政权的最好也是唯一的意识形态,而北伐则是这一意识形态在军事上的自然延伸,北伐可以在保持外来集团占据优势地位的情况下,维系各派的认同感,转移内部的主客之间的矛盾。

  益州疲弊,民心动摇

  遗憾的是,北伐也终究未能挽救蜀汉。长期战争造成的极大负担,让其陷入了资源紧张和人民重负之中,更造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裂。

  从土地和人口的硬实力看,蜀汉在三国中最为微弱,蜀汉政权灭亡之日,历史文献记载:“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吴国)户五十二万三千,吏三万二千,兵二十三万,男女口二百三十万。”魏国则人口超过四百万。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这一数据并未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这么算三国时期全国总人口不过七八百万,并非实际的人口数量,而是由于大量人口并未纳入统计之中。学者们研究后预估三国末期的全国的人口数量应该超过3700万,但蜀汉仅有一州之地,疆域最小和人口最少是无疑。

  诸葛亮主政时期兴建农田水利设施,通过各种方式充实人口,扩充国力,推动了蜀汉政权农业经济的高速健康发展,同时积极开辟财路,国家专断盐铁,行销特产蜀锦,以扩大经济收入,并从南中和西羌中抽调资源。又由于政治清明,所以虽屡有战争也不至于出现巨大的经济社会危机。诸葛亮去世后,后主没有了相父的管制已经彻底放飞自我,终日嬉戏游乐耗费国用。蒋琬、费祎执政时休养生息,少有战端,两人死后朝政为宦官把持,且日益腐败混乱,但这一时期军事行动却更加频繁激烈。自公元253年以后,主持蜀汉军务的姜维年年北伐,虽有战果但远未改变魏强蜀弱的局面,严重消耗了军力民力,直接影响了蜀汉战争动员的潜力和社会的战斗欲望。政权内部的有识之士都忧心忡忡,有人称“军旅数出,百姓彤瘁”,征西大将军张翼劝谏姜维“国小民劳,不宜默武”。

  外部的吴魏也对此洞若观火。后主刘禅景耀年间,吴国使者薛珝评价:“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伐蜀之前,司马昭更是“料蜀国小民疲,资力单竭”。果然也如其所料,仅仅三个月就得全功。蜀亡之后,曹魏官员对民疲之象有了更直接的观察,官员王濬在巴郡就发现当地百姓大量逃亡,政府能控制下的只剩下区区数千人,而百姓“生男多不养”,生育欲望极低。

  蜀汉如此迅速地败亡,除了本身军事上的失算和民力凋敝之外,更重要的还是内部不和,主客矛盾愈演愈烈,最终葬送了政权。诸葛亮去世后,其所出身和代表的荆州集团人才日益凋零,益州集团逐渐抬头,并在后期开始掌握高层实权。益州集团对外来者素有戒心,对诸葛亮的行政方针颇有微词,吐槽“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在诸葛亮去世后,更是变本加厉,益州集团名士李邈就公开对后主说:“今亮殒殁,盖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为庆!”甚至出现了益州集团头面人物公开散布蜀汉政权必被曹魏灭亡的预言,最有名的就是谯周的《仇国论》,含沙射影地表明了对蜀国统治者不审强弱、不恤民众的不满,指出应当学习休养生息,穷兵黩武造成民生困顿会遭至灾难:“夫民疲劳则骚扰之兆生,上慢下暴则瓦解之形起!”而这种行为在蜀汉内部却未得到严厉批评反而有成为主流舆论之势头,最高统治者刘禅也不过放任默认而已。

  此时北伐已经不再是内部的弥合剂,而是矛盾的催化剂。益州集团已经基本丧失了对蜀汉政权的认同,他们对恢复汉室毫无兴趣,相反他们清晰地认识到蜀汉政权内的外来精英是对自身利益的重大威胁。在邓艾军队进入四川盆地后,蜀中除诸葛父子外几乎无人抵抗,最后也正是《仇国论》的作者谯周劝降了后主。益州集团也得到了回报——司马昭在灭掉蜀国后,把蜀汉政权中不是益州籍的重要文武官吏全部召回到中原地区去,荆州集团随着蜀汉政权的覆灭而撤出益州,益州势力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

  历史的吊诡莫过如此,同样是北伐,在前期可以凝聚人心谋求存续,在后期却是扩大矛盾葬送基业,只留下诸葛丞相秋风五丈原,成为永远的悲剧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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