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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视角看党在革命时期的红色廉洁文化

作者:申学锋 来源:中国制服av报 发布时间:2022-06-2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自1927年建立红色区域政权到1949年成立新中国,我们党把廉洁文化建设置于重要位置,在财政工作中坚持厉行节约理财方针,打击贪污浪费,维护党的纯洁性,强化制服av纪律,确保廉洁从政,自上而下践行廉洁奉公作风,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贯彻节约方针,集中资金用于革命事业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政权,在经济面临严重危机的形势下,采取一系列“节省”“节约”措施,为集中资金用于革命创造了条件。

  土地革命时期,苏区财政的首要任务是保障军需,打赢反“围剿”战争,保证红色政权生存。中央苏区的第一个省级苏维埃政权——江西省苏维埃政府1930年11月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除留一月经费外,其余全部集中上交,各地加紧节省杂费,减少办公费。1932年,毛泽东强调指出,政府中一切可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尤其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

  中央苏区正式提出节省方针是在1934年。当年1月,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指出:“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3月,人民委员会提出在四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各级政府掀起节省行政经费、节省粮食、自带伙食等运动。节省运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经中央审计委员会核实,超额完成了预定节省目标,各部门实际节省经费达130余万元。

  全民族抗战时期,党中央决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节省民力、物力和财力的节约政策,“不急之务不举,不急之钱不用”“注意一张纸、一片布、一点灯油、一根火柴的节省”。1945年1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讲话,批评部分同志眼光短浅、恃富而奢的行为:“我们有些地区开辟不久,还颇富足,但是那里的工作人员自恃富足,不肯节省,也不肯生产。这样就很不好,他们在将来一定会要吃亏的。任何地方必须十分爱惜人力物力,决不可只顾一时,滥用浪费。”

  解放战争期间,为了应对消耗巨大的战争,缓解财粮供应矛盾,毛泽东指出解放区必须作持久打算,十分节省地使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打击贪污浪费,维护党的纯洁性

  廉洁,必然同腐败和贪污浪费水火不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党作为执政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腐败。腐败往往同经济勾连在一起,官员往往因私利而变质,严肃制服av纪律,坚决打击贪污浪费行为,是确保党永葆纯洁性的一味“防腐剂”。

  土地革命阶段,毛泽东反复强调“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打响了震惊整个苏区的“惩腐第一枪”。谢步升,原任瑞金县叶坪村苏维埃主席,他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被判处枪决。此后,中央持续加大惩治贪污的力度,办理了一些大案要案,惩治了如中央总务厅下属的苏维埃大会工程处主任左祥云、瑞金苏维埃政府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等人。中央苏区的反腐败斗争影响深远,不仅遏制了苏区的贪污腐败行为,也使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思想作风得以树立,加强了苏区的军民关系、干群关系和党群关系。

  抗战时期,抗日根据地的机关学校个别干部贪图物质享受,出现贪污浪费赌博现象,毛泽东对此指示:“必须严申纪律,轻者批评,重者处罚,决不可对他们纵容,反而美其名曰‘宽大政策’。”他指出,从事经济和财政业务的工作人员,必须克服很严重的官僚主义,例如贪污现象、摆空架子、无益的“正规化”、文牍主义等等,这样可以节省一大批不必要的和浪费性的支出。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也明确提出“坚持廉洁节约作风,严厉反对贪污腐化现象”。由此可以看出,反对贪污浪费不仅是落实勤俭节约方针的重要举措,更是整顿党的作风、维护党的纯洁性的必要手段。

  严肃制服av纪律,以财会监督保障廉洁从政

  革命时期的共产党人始终强化制服av纪律,制定了一系列制服av法律制度,通过法律手段“把贪污分子送到法庭去”,确保党的红色政权不变颜色,党的领导干部廉洁从政。

  1933年12月5日,《节省经济与开展反浪费斗争》一文指出,“在节省运动中,建立预算决算制度,严格审查预算决算,是防止浪费,保证节省运动成功的最重要的步骤。”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贪污公款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这是建党后发布的第一个反贪污浪费的法令,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步入法制化轨道。

  财会监督是落实各项制度和纪律的必要保障,其主要形式包括财政监督检查和审计监督两类。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人民委员会于1932年2月发布第5号命令,责成各级政府“切实执行工作检查”,强调要检查“在统一财政中发现有隐藏、贪污等情形否”。遵照第5号命令的指示精神,各苏区立即进行了财政检查和整顿。

  土地革命时期,为了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整肃贪污浪费等问题,中央苏区着手建立隶属于财政部门的审计机构。而1934年2月,新成立的中央审计委员会则独立于财政部门。中央审计委员会先后开展了对中央政府各厅、部及瑞金直属市、粤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审计,并开展了对中央印刷厂、中央邮政总局、苏维埃国家银行等中央单位及群众团体财务收支状况等多项审计活动,将审计结果刊登在《红色中华》上。苏区军民交口称赞苏维埃政府是“空前廉洁的政府”,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和全体审计人员则被誉为“苏区经济卫士”。全民族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审计处,对边区行政机关的预算、决算进行审查。1939年12月,中央决定在中央财政经济部建立会计处和审计处,对边区党政军的经费开支进行集中管理和审计。此后,审计工作划归边区政府财政厅负责,先后由财政厅二科和三科主管。解放战争期间,各解放区根据自己所在区域的不同情况,分别建立了较为独立、完善的审计体系与制度。

  自上而下示范,引导全党廉洁奉公

  《新唐书·魏征传》有云:“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广而冀农业兴,不可得已。”中央部门和党政领导干部在廉洁奉公方面起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有力地推动了根据地红色廉政建设。

  土地革命时期,为集中财粮保障反“围剿”,毛泽东提出财政支出应坚持节省方针,要求各苏区政府开展节省运动。他率先垂范,在生活上主动放弃更高待遇,坚持在油灯中只点一根灯芯。1934年3月人民委员会发出四个月内节省80万元的号召后,当月苏区中央各部节省的行政经费就达到50%。陈云、邓颖超、毛泽覃等苏区中央机关23名领导和工作人员联名写信给《红色中华》编辑部,提出响应节省号召的办法:“一,每天节省二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二,今年公家不发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战士穿。”

  抗战时期,为了筹集抗战财粮,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在厉行节约和大生产运动中以身作则,带动人民群众踊跃投入到生产节约和支援革命上来,为持久抗战事业积蓄了力量。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两次到访陕北革命根据地,被共产党人廉洁奉公的精神所感染,他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毛泽东住着简陋的窑洞,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林伯渠戴着用线绳系着断了腿的眼镜。”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财政厅按照《陕甘宁边区简政实施纲要》实行预算节约方案:6万余人的布匹全部自织,不买一匹布;制定印刷出版、兵工器材等费用预算;边区子弟的衣服、伙食自备,制定个人节约办法。据统计,1945年全边区共节约20亿元,足够公家一年的生活费。正如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所说:“边区的财政是‘取之有道,用之得当’的。在数量上讲,全世界没有这样穷这样廉的政府,在内容上讲,全世界又没有这样有理有节的财政。”正是因为中央起了带头作用,厉行节约和精兵简政的政策措施才得以顺利施行,廉洁奉公的优良传统才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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